第十二卷（第3页）

我这种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觉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该坐视不管，于是他们终于奋起捍卫我的权利，然而为时已晚。他们将长期的不满和我这件事算到一起，多次提出意见书，据理力争。议会自恃有法国zhengfu做后台，断然拒绝公民上书，态度强硬而粗暴。这样一来，人们越发感觉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踊跃扩大上书的范围，加重上书的分量。论战中发行了五花八门的小册子，但在《乡间来信》突如其来地问世前，这些小册子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为议会派辩护，写得精彩绝伦，国民代表这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本书是集作者稀世才华之大成的传世佳作，是检察长特隆桑的手笔。这位特隆桑先生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精通法律，又深谙共和国的政体。于是乎，大地沉默了。

国民代表派一度遭受重创，随后又打起了精神，准备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功夫，最后写了一篇还算过得去的文章。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仿佛只有我才能和这样一位对手短兵相接，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自己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旧日的同胞认为眼下的困局为我而起，我便有责任拿起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按原作的名称，我把我的驳文起名为《山中来信》。我的这项工作计划周密，执行得也很隐秘，在托农与国民代表派的领导人会晤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把答辩纲要拿给我看，我都一字没提自己的答辩——当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只怕稍微走漏点风声，无论传到官员还是敌人的耳朵里，印行都可能受到阻碍。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在出版前流传到法国，不过他们宁愿让它顺利出版，也不愿让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现我的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事，其实我知道的也很有限，我自己的主观臆测在此就不赘述了。

在莫蒂埃，上门拜访的人不比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少，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过去，来看我的人在才能、爱好和信念准则上和我多少有些联系，这些联系便是他们来找我的借口，一见面总是先从我们的共同话题聊起。在莫蒂埃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军官或者对文学绝无兴趣的人，从法国那边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跑了三十、四十、六十甚至一百法里的路来看我，只为了瞻仰我这位了不起的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不断对我阿谀奉承，寡廉鲜耻，丑态毕露——在此之前和我交往的人对我都十分敬重，让我免受这份曲意逢迎的罪。现在呢，那些不速之客大多不肯通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他们的知识领域和我又没有共同点，甚至连翻都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我真不知道和他们说些什么。我只好等他们自己开口，毕竟只有他们清楚来访的目的，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不会很感兴趣，也许他们有兴趣，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戒备心，对于他们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我都毫无保留。通常说来，他们告辞回去的时候，对我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如德·范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这位先生竟然耐着性子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杯球之外，再无共同之处。

在德·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还另有两位更加离奇的访客。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行李的骡子。他们在小客栈住下，自己动手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夫的打扮，便传开了有zousi贩来看我的消息，但我一见他们两人的神气就知道，他们不是那种人。不是zousi贩，也很可能是探险家，所以我一时还是存有戒心。但他们很快就让我放下心来，原来一位是蒙托邦先生，也就是德·拉图尔·杜潘伯爵，他是法国多斐内省的一位绅士；另一位是达斯蒂埃先生，来自卡庞特拉，曾在军中任职，他总是把圣路易勋章放在衣兜里，免得太过招摇。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也都很有才华，谈吐风雅又有趣，他们不符合法国绅士习惯的旅行方式倒很合我的口味，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而他们的气质又增加了这种好感。我跟他们到现在还有来往。

以步行为开头不失为一桩雅趣。可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和我缺少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越觉得他们和我所信奉的准则不尽相同——他们不熟悉我的作品，和我没有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对我究竟有何所求？为什么穿成那样来看我？为什么一来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又三番五次前来？为什么盼望我去他们那里做客？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不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被他们盛情美意感动，不假思索地和他们交了心。达斯蒂埃先生比较开朗，我更喜欢他一些。我们一直通信，我准备印《山中来信》的时候还想托他帮忙，避开那帮等在去荷兰的路上觊觎文稿包裹的人。他屡次同我聊起——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活动在阿weini翁无比自由。他还自告奋勇，说如果我有东西要拿到那里去印，他愿意为我效劳。我相信了他，陆续把手稿的前几分册都寄给了他。稿子在他那里留了很久，最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我不得不再找到雷伊，小心翼翼地一册一册寄过去，得到前册收讫的消息后才敢寄出下一册。这部书出版前，我知道大臣们已经传看过了。纳沙泰尔的德·埃斯舍尼和我提过一本题为《山中人》的书，说德·霍尔巴赫告诉他那本书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名字的书，事实也的确如此。《山中来信》出版之后，他竟勃然大怒，痛斥我说谎，其实我说的全是真话。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我如何确知我的稿子被人看过。我相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不得不做别的推测。我倾向于相信文稿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认识了另一个人，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一开始我和他只有书信往来。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身像，想让勒穆瓦纳给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房里。如果这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而想出来的奉承办法，那可真是太成功了。我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书房的人想必读过我的著作，赞同我的学说，和我有共鸣，因此大概也很喜欢我。我当然很难抵御这样的诱惑。后来，我和拉利奥先生见了面，他非常殷勤，经常提出给我帮各种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我始终怀疑在他平生读过的几本书中是否包括我的作品。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否真有一间书房，如果有的话对他是否真的有用；至于我的半身像，那倒确实出自勒穆瓦纳之手，不过只是一件蹩脚的黏土雏形，其丑无比。他到处宣扬说那是我的塑像，仿佛这尊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唯一因为对我和我的著作感兴趣而来看我的法国人是一位利穆赞军团的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过去他在巴黎上流社会以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的气质出过风头，也许现在风头也不减当年。他曾在我大难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喜欢他。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或许是想奉承我，或许是读完《爱弥儿》之后真的忘乎所以，他告诉我说他打算放弃军旅生涯，过独立的生活，还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个军团里当上尉，他母亲虔诚得有点迷信，不知受哪位伪善的神父教导，偏爱大儿子，对小儿子非常不好，说他不信宗教，尤其指责他和我有来往简直恶贯满盈。他对此怨愤不已，要和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所说的那条路，做一个小爱弥儿。

我见他如此冲动，不禁心急如焚，赶紧写信劝他。我苦口婆心，总算劝得他回心转意。他对母亲恢复了儿子应尽的责任，从团长那里要回了辞呈。所幸团长收到他的辞呈之后没做任何处理，就为了让他考虑清楚。德·圣布里松放弃那些疯狂的念头之后，又冒出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但依然不合我口味的想法：他想当作家。他一口气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虽然看得出他不是个没有才华的人，但我没有鼓励他继续搞下去，对此我问心无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和在蒙莫朗西的时候判若两人，神情中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装腔作势。起先我还没太注意，后来回想起来却觉得格外碍眼。在我路过巴黎去英国的时候，他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过我一次。我到那时才听说他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而且去看望德·卢森堡夫人跑得相当勤快，但他此前从未和我提起过。我在特里时[81]，他音讯全无，从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给我带过任何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总之，德·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就像与德·范斯先生的那段交往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德·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可德·圣布里松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傻事只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似乎先后选中了我做他们的护士。父亲在来看我的路上病倒了，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着，两人都在我家休养。牧师、亲戚、伪善的教徒，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赶来，与来自法国的访客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为了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而是赶来责骂我、教训我。

唯一让我高兴的客人是穆尔杜，他来和我待了三四天，真希望能留他多住几天。所有人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最能把我烦得不得不任其摆布的，要数德·伊维诺瓦先生，他在日内瓦做生意，是来自法国的难民，和纳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德·伊维诺瓦先生每年两趟从日内瓦到莫蒂埃专门来看我，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赖在我家里，和我一起散步，送我五花八门的小礼物，巧言令色，想方设法套我的心里话，但凡和我有关的事情都要问一问，可他和我在观念、喜好、情感和学识方面都没有任何共同点。我怀疑他这一辈子没有读完过任何一本书，根本不知道我的书里究竟在谈些什么。我采集植物标本，他也要跟着我去，其实他对于这种消遣并没有兴趣，一路上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也没话对他说。他甚至硬撑着在古莫昂这种小地方的小酒馆里和我相对而坐，耗了整整三天。我本以为让他觉得无聊、觉得自己招我讨厌，他就会识趣离开，谁知这一切都没让他气馁，我真不知道他哪来这般难以置信的恒心。

结识这些人，和他们保持往来，全都是迫不得已。在我结交的这些人之中，唯一让我觉得舒畅并且真正关切的一位不能避而不谈，那是一位住在纳沙泰尔的匈牙利青年。我在莫蒂埃定居几个月之后，他也从纳沙泰尔搬到了莫蒂埃。当地人称他为德·索特恩男爵，这是他从苏黎世来时自我介绍的名字。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平易近人。他逢人便说，他到纳沙泰尔来完全是为了和我结交，趁年轻提高修养。他对我也暗示过这样的意思。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的谈吐相一致。像这样一位青年，我当然觉得哪里都可爱，他来找我的动机又如此可敬，我若是闭门不见，那无异于推卸了一项意义重大的责任。

我和人交心从不半推半就，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难舍难分，每次徒步旅行他都和我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带他一起去勋爵府，元帅也很欣赏他。他的法语还不流利，和我交谈写信都只能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作答。两种语言混在一起并不影响我们沟通的流畅和热烈。他和我聊起他的家庭、事业、遭遇，还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最亲近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考验，品行端正而且品味高雅，衣着打扮整洁，谈吐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弟的所有特征，我觉得他十分可敬，自然不会不喜欢他。

就在我们往来最密切的时候，德·伊维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提防身边的匈牙利青年，他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zhengfu派来监视我的密探。这个警告本该引起我的警觉——在我住的地方，大家常常提醒我多加小心，说有人在监视我，想设法把我引诱到法国境内，以便对我下手。

为了让谆谆警告我的无聊之人彻底无话可说，我向索特恩建议到蓬塔列[82]做一次徒步旅行，事先没有和他多说什么。一到蓬塔列，我就把德·伊维诺瓦的信给他看。我热情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没有看错人。”这美好的拥抱是迫害者永远无法领略也无法从被压迫者心中夺走的精神享受。

我永远不会相信索特恩是密探，也不相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欺骗了我。

我对他推心置腹，知无不言；可他却经常对我紧锁心扉，用谎言来蒙蔽我。他对我胡诌了一个故事说他必须回国，我便劝他赶紧动身。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不是第一次往斯特拉斯堡跑了，他曾在那里闹得一户人家鸡犬不宁，做丈夫的知道我和他常有来往，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做妻子的好好过日子，劝索特恩做人要厚道。我原以为这对男女已经彻底分手，谁知他们俩又凑到一起了，做丈夫的竟然好客到请那位年轻人在他家里住下了。这样一来，我也无话可说。我发现那个所谓的男爵一直在用谎言欺骗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的头衔是他在瑞士的时候人家给他的封号，我倒不能怪他冒充，因为他自己从未以男爵自称，我不怀疑他确实是一位小贵族，因为元帅勋爵也去过匈牙利，他看人很准，一直认为他是贵族出身，把他当贵族看待。

索特斯海姆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常去吃饭的小客栈的女仆就声称自己怀了身孕，说是他干的好事。那个女仆风流成性，名声很坏，而索特恩的行为检点和品德高尚在当地有口皆碑，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的诬赖让大家都很反感。当地最可爱的女人对他百般挑逗都没有成功，现在听到这消息都气得七窍生烟。我也怒不可遏，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别再叫嚷，我表示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对他说，我深信那个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她根本就是在假装，一定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请他回来，当面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难堪，让唆使她造谣的人无话可说。可他回信的软弱口气令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还写信给那个贱人所在教区的牧师，请他设法把事情压下去。见此情形，我也就不再过问了。我纳闷的是，这样生性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装得无比矜持，在和我关系最亲密时也把我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