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第3页）

除了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之外——他是一个好人——以上这些人就是我在乡下主要的交际圈。我在巴黎也有些远离文坛的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和他们相处也会很惬意。在文坛圈内，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毕竟还太年轻，虽然他看清那帮哲学家对我耍的手腕之后就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是我终究还是对他轻易充当敌人爪牙的行为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要说的是可敬的罗甘先生。他是我在幸福岁月里交下的老朋友，我和他成为朋友并不是凭借我的作品和名声，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如此，我始终珍视这份友谊。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父女俩，以及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此外还有一位来自日内瓦的年轻人库安德，当时我觉得他是个好孩子，细心、殷勤、热情，不过也无知、轻信、贪嘴、自负。我刚住进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没过多久便自己做主在我家里住下来，没有人介绍，也不管我是否乐意。他对绘画有点兴趣，认识几位艺术家。他帮忙绘制了《朱丽》的版画插图，负责指导绘图和刻版工作，任务完成得不错，对我还算有点用处。

还有杜宾先生一家，这家已经不像杜宾夫人风华正茂时那样声名显赫，但是两位主人德高望重，对登门的宾朋精挑细选，所以仍旧不失为全巴黎最有名望的门第之一。我没有抛弃他们去攀高枝，离开他们只是为了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相信自己不论何时登门都能得到杜宾家的欢迎。自从他们夫妇在克里希购置了一座别墅之后，杜宾夫人甚至可以算是我在乡下的女邻居了。我有时也到她的别墅去住一两天，如果杜宾夫人和德·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一点，我可能去得更频繁。同一户人家的两个女人相处不睦，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所以在克里希待得浑身不自在。我和德·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相处时也比较随便，她在德耶租了一座小房子，距离我住的地方几乎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喜欢在德耶见她，她也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德·克雷基夫人，她虔信宗教之后就不再和达朗贝尔那伙人和马蒙泰尔之流见面，和大部分文人也不来往了。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我想那是因为他当时是装出一副虔诚信徒的模样，不过她也很烦他。至于我呢，她之前一心想和我结交，所以依然关注我，一直和我有书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小鸡作为新年礼物，还打算开春来看我，后来因为要和德·卢森堡公爵夫人旅行，只得作罢。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多写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占有特殊的位置。

除了老友罗甘外，还有一个人值得我放到第一位，那就是我的老同行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原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秘书，后来受西班牙宫廷委派出任驻瑞典代办外交事务，最后又成为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刻，他竟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戴着一枚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那是一个镶嵌宝石的精致十字架。来到法国，他不得已给“卡利约”（carrio）这个名字加了一个字母，改为更像法国名字的卡利荣骑士（carrion）。他还是老样子，心地善良，比过去更加风度翩翩。可是库安德老毛病发作，趁我远离巴黎，以我的名义赢得了卡利荣的信任，不知不觉间挑拨我们的关系，库安德为我服务的热情太过高涨，最后竟取代了我。要不是他让我们两人起了龃龉，我和卡利荣本来可以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到另一位乡下邻居，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他的事，所以尤其需要忏悔，若是不谈到他，那我就太不可原谅了。这位邻居就是为人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最近举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乡间小别墅。我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高兴得不得了，去拜访他不仅是出于礼数，更是一件乐事。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不巧路上遇到几位来看我的人，只好和他们一起打道回府。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恰好和全家人去巴黎了，一直到晚餐时分都没回来。第三次登门时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便望而却步，没有登门造次。我希望从容不迫地和他叙叙旧。就这样，我的拜访一天天拖下去，最后觉得现在再去尽义务不免为时已晚，心下羞赧，干脆不去看他了。我有胆量一拖再拖，却没胆子再和他见面。这样的怠慢当然让勒布隆先生心生不满，在他看来我不是懒惰，而是忘恩负义。可我真的没有坏心。如果我能做些让勒布隆先生高兴的事，即使不让他知道，也许他就不会对我有这样的看法。然而，懒散、漫不经心以及在琐事上的拖延往往比深重的罪行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过错都是由疏忽导致的。我很少做不该做的事，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我做得更少。

既然谈到我在威尼斯的故交，那就不该忘记另一位与此有关的老友，和其他人一样，我和他后来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时间要晚得多。这位朋友就是德·戎维尔先生。德·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乐意和我见面，意大利的往事和德·蒙太居先生闹出的笑话都是我们聊天的话题。他在外交部有不少熟人，从部里听到了很多德·蒙太居的趣闻。我在他家里喜出望外地遇见了另一位老伙伴杜邦，他在本省买了个官，有时候会上巴黎办公。德·戎维尔先生越来越热情，殷勤得我有点招架不住。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街区，但如果我连续一星期不上他家吃饭，他就免不了要和我吵几句。他去戎维尔家族世袭领地时也总要带着我一起。有一次我在那里一住就是一星期，简直度日如年。后来我就不愿再去了。德·戎维尔先生当然是好客之人，风度儒雅，有时候甚至很可爱，可他虽然相貌堂堂，但却不够聪明，顾影自怜的劲头不免让人生厌。他有一套奇特的收藏，全世界可能仅此一份，那是他的珍宝，常常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虽然客人有时并不像他一样有兴趣欣赏。那是一套完整的滑稽歌舞剧集，收录了近五十年来宫廷和巴黎流行的所有剧目，其中记录了许多别处无缘得见的趣闻轶事。这是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任何别的国家都想不出这样的主意。

我们相处得正融洽时，突然有一天，他对我一反常态，无比冷淡，以至于我在请他甚至求他解释未果之后，便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永不登门。我说到做到。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我就再也不会在那里露面了，更何况这里可没有狄德罗出面替德·戎维尔先生说话。我反复琢磨，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我和别人谈及他和他们一家时从来都是赞不绝口，一方面是因为我真心喜欢这个人，关于他只有好话可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谈到常来往的人家时总是态度恭敬，这是我始终不变的一条原则。

我思前想后，最后总算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上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餐，同席的还有几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和蔼可亲的人，绝无风流浪子的态度或做派。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发誓，整个晚上我都在悲天悯人地想着那些可怜姑娘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分摊的聚餐费，因为是德·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像当初和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向我索取酬劳的机会。大家出门时都是喜笑颜开，谈笑风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去找那些姑娘，也没有去拜访德·戎维尔先生。三四天以后我再去德·戎维尔先生府上，就遭到了上文的冷遇。除了这次晚餐可能引发误会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原因，他自己又不肯解释清楚，我也就打定主意不再去找他了。但是我还是会把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常托人问候我。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休息室偶然碰见他时，他还客客气气地和我寒暄了几句，责怪我不再去看望他了，不过这番客套话并没有让我再度登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情倒像是斗气而不是绝交。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听人谈起过他。时隔多年再回头，未免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去他家，却没有将德·戎维尔先生列入我的故交名单里。

我不想再罗列其他熟人，免得名单太过冗长。那些熟人有些和我走得没那么近，有些则因为我不在巴黎而和我疏远了，不过我有时候在乡下还能见到他们，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如德·孔狄亚克神父、德·马布利神父、德·梅朗贝尔西耶先生、德·拉利夫先生、德·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安斯莱先生诸君，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数出来未免太多。我只想略提一下德·马尔让西先生和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御前内侍，以前是德·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摆脱了那伙人；他以前也是德·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也和我一样离开了她；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和我认识，也值得顺便提一下。德马西先生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这部剧曾让他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德·马尔让西先生是我在乡下的邻居，因为马尔让西家族的封地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们其实早就见过面，此番成为邻居，经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让我们走得近了。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他有成就，有才华，只是和自己笔下的喜剧原型一样，在女人面前妄自尊大，他去世之后，女人们并没有为他扼腕叹息。

这段时期还有一位新结识的熟人，后来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段关系的开端不能略过不谈。这位熟人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舍先生，他是财税法庭的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领导风格温和而开明，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普遍认可。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拜访过他，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作品的审查总是宽大为怀，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些撰文反对我的人。这次刊印《朱丽》时，我再次发现他对我颇为关照：这样一本大部头作品的校样从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费十分昂贵，而他则动用自己的免费邮寄权，让我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让他父亲掌玺大臣签字特批，再免费寄还给我。作品印发的时候，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让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售完之后才允许另一版在法兰西王国发售。可是，我的手稿已经卖给了雷伊，这笔钱无异于抢夺雷伊的收入，所以没有他的明文批示，我坚决不肯接受这批特意为我印发的馈赠。他大笔一挥便发了批文，后来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皮斯托尔，我提出和他平分，他也拒不肯受。这一百皮斯托尔反而让我很不愉快：德·马勒舍先生事先未经我同意，将我的作品删改得一塌糊涂，这个糟糕的版本让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始终认为德·马勒舍先生是一位正直的人，他的正直经得起任何考验。从我经历的种种来看，从来没有一件事让我对他的正直有过哪怕片刻的怀疑。但是在为人忠厚的同时，他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总是对他关心的人极力照拂，可有时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让人将巴黎版的《朱丽》删节了一百多页，还将他送给德·蓬巴杜夫人的好版本也做了不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删改。这部作品中有一句话：烧炭人的妻子比亲王的情妇还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下的，我可以发誓绝对没有含沙射影。我奉行一条很不谨慎的原则：只要我清楚自己的文字没有影射，就绝不会因为别人可能对号入座而删减我的作品。所以我坚决不肯删去这句话，充其量只是把原来的“国王”改成了“亲王”。这么改在马勒舍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把整句话全删了，特意让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不露痕迹地粘到给德·蓬巴杜夫人的那本书里。可她还是知道了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真相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则是在很久以后体会到这件事的后果时才知道当初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写那段话的时候甚至还不认识她，可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们结下了梁子，让她不动声色地对我恨之入骨。此书出版之后，我认识了她，心里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德·罗伦齐骑士，他笑我心思太重，向我保证那位贵妇完全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没有注意到那句话。我可能稍微有些轻信，听了他的话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放下心来。

入冬时节，我又得到德·马勒舍先生的一次盛情邀约，虽然我实难从命，不过还是被他的盛情所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建议我去补这个缺。这好像他自己的好心，但是通过信中的措词（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我很容易看出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才这么做的；后来他自己也在信中（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提到，他是受人之托才提出这一建议。那个位置是个闲职，每月只要写两篇摘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我都用不着往巴黎跑，不必登门向主管官员致谢。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跻身于德·梅朗贝尔西耶先生、克莱罗先生、德·吉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一流文人的圈子了——前两位我早已认识，后两位我也当然很愿意结交。这份工作一点也不困难，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而且可以给我带来八百法郎的固定薪金。我考虑了整整好几个钟头才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我犹豫再三只是因为怕拂了马尔让西的面子，怕惹得德·马勒舍先生不高兴。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觉得，如果接受这份工作，我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工作，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可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自己无法出色完成任务，这两个理由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让我决定谢绝这个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源自对写作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真实和美的热爱才能激发我的文思。而我撰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所讨论的问题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毫无兴趣，写下的文字自然索然无味，思路也不免迟钝枯燥。人们以为我和所有其他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可事实是我永远只能为热情而写作。《学者报》需要的显然不是热情。于是，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致谢的信，措词极其委婉，详细说明了我的种种理由，好让他和德·马勒舍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的拒绝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他们俩都接受了我的婉拒，也没有因此给我脸色看。这件事一直保密，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打算完全抛弃文学，彻底放弃作家这个职业了。我最近遭受的一切让我对文人产生了反感，我也早就意识到，和他们做同行就不可能没有往来。我也厌恶社交，对于我最近所过的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与我格格不入的社交圈子的混乱生活，我也感到憎恶。当时的我根据一贯的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感觉到，在地位不平等的交往中，弱者总是受害的一方。

我生活在非富即贵的人们中间，尽管我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效仿他们。很多小花销对他们而言不足挂齿，对我则是不可避免又难以承担的负担。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小住，不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客房里，都有自己的仆从随身伺候，需要什么只需对仆从吩咐一声，和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根本见不到他们，所以给主家仆人的赏钱只凭自己高兴，爱怎样打赏就怎样打赏，爱什么时候给赏钱就什么时候给。可我呢，孤身一人，没有侍从，事事都仰仗主人家的仆役，我得讨他们的欢心，否则就要被他们折腾。既然我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我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人看待，打赏的时候还要比别人多给些赏钱，因为我确实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伺候。如果主家的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我拜访的人家仆役都很多，个个都眼高于顶，老奸巨猾，心思缜密——涉及他们的利益时心思格外缜密。那些坏蛋很有一套，让我总要使唤他们。巴黎女人虽然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一无所知。她们想方设法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让我倾家荡产。如果我要到城里离家较远的地方去吃晚餐，女主人永远不肯让我雇马车，一定要派自家的马车送我回家。女主人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苏的车费，却想不到我要给她的仆人和车夫一埃居的赏钱。一位夫人要是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需要我支付四个苏的邮费，好心的夫人替我心疼这笔钱，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信。这仆人一路步行赶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留他吃饭，还要赏他一个埃居，当然这一个埃居他拿得一点也不亏心。夫人要是建议我到她的乡间别墅小住几天，她就会思量：“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多少能让他省点开销吧，至少这段期间他的伙食费是省出来了。”可她想不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务、房租、洗衣、穿衣的开销照常不误，刮胡子理发的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住在夫人家里花的钱比在我自己家里多得多。我只在经常去住的几户人家给仆人赏钱，可是就这样也让我不堪重负。在奥博讷，我在德·乌德托夫人家里小住过四五次，足足花了二十五个埃居。至于埃皮奈和拉谢弗莱特，在我经常往那里跑的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又生就这样的脾气，不懂得投机取巧，又看不得仆役伺候人时嘟嘟嚷嚷不乐意的样子，所以小费是一个苏也省不了的。在杜宾夫人府上，我不知帮过仆人们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还是要花钱来买。后来我手头拮据，被迫无奈，只好省了给仆人的赏钱，这时候，他们严酷地让我感受到，和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胃口，那么花大钱买个舒坦倒也痛快，可我是倾家荡产花钱买罪受，这实在太折磨人了。我再也不堪忍受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抓住了当时自由自在的间隙，决心将这种自由的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社交，放弃写作，远离一切文学活动，终其一生隐遁在我自觉为之而生的静谧小天地中。

此前在退隐庐时我一贫如洗，现在，《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让我手头稍稍宽裕了一些。眼前大约还能拿到一千埃居。我写完《新爱洛伊丝》后开始动手写作《爱弥儿》，现在已经差不多大功告成，这本书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让这个数字翻一番。我打算把这笔钱存成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加上抄抄写写的收入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我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梳理了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进度，发现还需要好几年工夫才能完成。我不敢再往下写了，我没有勇气等写完这本书再执行我的计划。于是我放弃了这部作品，打算把可以独立成篇的内容抽出来，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干劲十足地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也没有中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一部《音乐辞典》。这项工作只是为了挣几个钱，随时都可以做，也可以随意选择放弃或者继续，这主要取决于其他几笔收入，看看是否还有必要挣这笔钱。《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放弃了这本书。

我还有最后一个打算：如果能完全不靠抄写来谋生，那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因为在靠近巴黎的地方，不速之客络绎不绝，花销太大，还占用我挣钱的时间。考虑到一般人都说作家一旦停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我还为自己准备了一项工作计划，可以聊作孤独生活中的排遣，不过我绝对不希望这部手稿在我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这一出的，但他很早就催我写一本回忆录。到此时为止，我的人生中还没有什么事能引起我对这样一部著作的兴趣，可是我自己思量一番，觉得凭我文字里的坦率真诚，这部回忆录可能会很有意思。于是我便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笔调，将这部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让人们至少能有一次机会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田故作天真，他假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实际上只是谨小慎微地指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瑕疵。至于我呢，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认为，纵观全局，我还算是一位人杰，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人不论内心多么纯洁，都不可能不藏纳一丝污垢和邪念。我知道，社交圈里的人们给我塑造的形象大大偏离我的本来面目，有时甚至把我描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必隐瞒自己坏的一面，展示出自己真面目只能是有益无害。不过，要完成这项工作，不可能不将某些人的真面目同时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其他许多人去世之后才可以出版，这样我才能壮起胆子写我的忏悔录，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于是乎，我决计用我的闲暇时间好好做这件工作，开始搜集能够引导或唤醒记忆的信函和材料，直到这时我才为以前撕毁、焚烧和丢弃的资料懊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