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第2页）

我只想说明我究竟错在哪里：当我无力抚养我的孩子们而把他们交给社会的时候，当我期待他们成为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错在自以为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所应做的事，自以为是柏拉图共和国中的一分子。从那之后，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告诉我，我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未给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以这种方式眷顾了他们，让他们免遭和父亲一样的命运，也避免了我不得不放弃他们时他们将面临的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德·埃皮奈夫人或德·卢森堡夫人——她们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这些孩子——他们会过得更幸福吗？退一步说，他们会不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呢？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断定，别人会让他们怨恨甚至出卖自己的父母，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生身父母姓甚名谁。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也和前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也是同样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非常妥当，合理合法，我之所以没有大肆炫耀，纯粹是为了保全孩子们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道我们俩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他们。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又告诉过德·埃皮奈夫人，再后来还告诉过德·卢森堡夫人。而我和他们说起这事的时候态度坦率而真诚，没有勉强扭捏，也并非迫不得已。我要是想瞒着大家其实也很容易，古安小姐为人老实，口风也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唯一因为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人就是蒂埃里医生，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没有掩饰隐瞒自己的行为，不仅是因为我从来就不向朋友有所隐瞒，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没有任何值得掩藏的地方。权衡利害得失，我觉得已经为我的孩子们做了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我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巴不得自己小时候也能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抚养和教育。

当我这样吐露心声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但她的倾诉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二人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碍于我的情面，对她们款待有加。勒瓦瑟太太把女儿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杜宾夫人，却没有告诉她我已经倾自己微薄之力供养她们母女。杜宾夫人仁慈又慷慨，所以经常出手接济。戴莱丝又受母亲指使，在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直到我们搬去了退隐庐，倾心说开了许多别的事情之后，她才向我吐露了实情。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清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和我露过一丝口风；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她的儿媳德·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德·弗兰格耶夫人是知情的，而且肚子里藏不住话。她在第二年和我谈起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稿现存于我的信函集中。我在这封信中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口而不牵连勒瓦瑟太太一家的理由，其实真正决定性的理由正是在于他们这一家子，然而我没有说出来。

我信得过杜宾夫人的谨慎和德·舍农索夫人的友谊，同样也信得过德·弗兰格耶夫人，再说德·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前早就过世了。这桩秘事只能是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传出去的，而且也确实是在我和他们决裂之后才为众人所知。只凭这一点就可以对他们的为人做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应当受到的谴责，我也情愿接受谴责，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人居心叵测加之于我的谴责。我应该承担重大的责任，但那只是一桩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心里从未浮现过害人的念头。对于从未谋面的孩子，我自然不会有多么炽烈的父爱。但是，如果有人背弃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私下里的秘密公之于众，恣意败坏一个受到欺骗、在依依惜别时满怀敬意的朋友的名誉，这样做就不是过错，而是心术不正、用心险恶了。

我说过，我要写的是忏悔录而不是辩护词，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我只负责说真话，公道自在人心。我永远不会向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德·舍农索先生结婚成家后，我觉得他母亲杜宾夫人的家里更令人愉快了，新娘是位德才兼备的可爱少妇，而且在为杜宾先生办公的人当中，她对我似乎格外另眼相看。她是德·罗什舒亚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德·罗什舒亚夫人则是德·弗里森伯爵的挚友，因此也是格里姆的至友。说起来，格里姆能进德·罗什舒亚夫人的家门还是我引见的呢。可惜他们两人相处得不好，这段交际没有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便开始趋炎附势，对这母女二人，他巴结母亲，冷落女儿，就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结交与她趣味相投的可靠朋友，不参与阴谋勾当，也不结交权贵。杜宾夫人见德·舍农索夫人不像她预期的那样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打发日子，过得冷冷清清；德·舍农索夫人以自己的品格为荣，或许也以自己的出身为傲，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独守空房，也不愿屈从于她生来就不服从的拘束。这种冷宫般的生活反而让我对她更有好感，因为我天生同情不幸的人。我发现她沉湎于空想，凡事爱思考，喜欢寻根问底，有时还有点形而上的诡辩色彩。她的谈吐很吸引我，一点也不像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其实她还不到二十岁，肤如凝脂，明艳照人。如果她更讲究体态的话，身段一定端庄而秀美。她的头发金黄中夹杂一缕灰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让我想起妈妈年轻时的一头秀发，常常搅得我心绪不宁。但是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严加遵守，保证我不敢造次，不为她的魅力所迷惑。整整一个夏天，我每天都和她对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算术，用没完没了的数字叨扰她，但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我就不会那么乖巧，或者说不会那么傻气了。不过这大概也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注定我这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对象不是她，而是另外那个让我情窦初开，也让我在生命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女人。

我在杜宾夫人府上的生活一直安于现状，从未表达过任何寻求改变的愿望。她和德·弗兰格耶先生都主动给我涨了薪水。这一年，德·弗兰格耶先生对我越来越好，想让我手头宽裕一点，日子过得松快些。他是财务总管，手下的税务员迪杜瓦耶先生年纪大了，也发了财，想要告老还乡。德·弗兰格耶先生便主动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这项工作，我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常往迪杜瓦耶先生家跑，学习必要的知识。可是，也许是我缺乏这项职务所要求的才能，也许是迪杜瓦耶先生想另物色一位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总之我学起那些知识来费劲又糟糕。面对一堆堆乱七八糟的账目，我总是学了就忘，怎么都记不住。不过好歹学了个大概，足够应付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记账，又管出纳，收支现款，签收票据。我对这一行既缺乏才能又没有兴趣，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审时度势，决心克服内心的情绪，全心全意做好手头的工作。不幸的是，就在我慢慢走上正轨的时候，德·弗兰格耶先生出门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在他外出期间，他的金库由我一人负责。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只有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却让我成天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感觉自己实在不是做税务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德·弗兰格耶先生归来后我生的那场大病就是看守金库的紧张导致的。

我在本书第一部里说过，我出生时奄奄一息，差点没命。先天性膀胱畸形让我幼年时长期受到尿潴留的困扰。苏松姑姑悉心照顾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精力才保全了我的性命。我的身体一天天健壮起来，少年时已经很健康了。一直到三十岁，除了我曾提过的那次让我身体衰竭的虚症，还有稍微受热就尿频的小恙之外，我再没犯过小时候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在刚到威尼斯的时候。旅行劳顿和难熬的暑热让我小便灼痛，腰酸腿疼，直到入冬才缓过来。我与那位帕多瓦姑娘有染之后，以为必死无疑，结果却没有任何不适之处。在齐丽埃塔身上，我消耗的心力远远大过体力，折腾一番之后，身体反而比以前好了。后来，狄德罗被捕入狱后，我常常顶着酷热跑去万塞讷城堡，受了暑气，患上了严重的肾绞痛。这场病之后，我就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健康。

在我现在所说的时期，也许就是因为那项讨厌的出纳工作太过劳累，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这一回比以前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痛苦的情状惨不忍睹。杜宾夫人请来名医莫朗为我诊治，他医术精湛，却让我承受了难以置信的痛苦，始终没能探明病根。他劝我请达朗医生来看看，达朗医生的探条比较软，果真设法插入了患处。莫朗医生向杜宾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断言我最多能再活六个月。这话传到我耳朵里，促使我对眼下的处境认真考虑了一番：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把有限的生命拘束在让我厌恶的工作上，牺牲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这多愚蠢啊。再说，这个职位与我给自己定下的严格原则并不相宜，我该如何将二者协调起来呢？身为财务总管的税务员却颂扬淡泊无私、安贫乐道，这样合适吗？在高烧中，这些思绪在我脑海里酝酿翻腾，盘根错节，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在病后休养期间，我的头脑冷静下来，对高烧中的决定加以肯定。

我永远放弃了发财和进取的打算，决定在独立和清贫中度过余生，我会竭尽灵魂的全部力量砸断舆论的枷锁，勇敢去做我认为正当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需要破除的障碍是难以想象的，我为了战胜障碍所作出的努力更是难以想象的，但我总算尽自己所能做到了，而且结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如果我能像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友谊的话，我的计划一定会获得彻底的成功。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可能设想到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事实是，我一面蔑视那群所谓伟人和哲人俗不可耐的荒谬言论，一面却听凭我所谓的朋友对我指手画脚，任凭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一样牵着鼻子走，这些所谓的朋友看我独自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对我十分嫉妒。他们表面上助我一臂之力，要我幸福，实际上一心想让我成为笑柄。他们先是极力贬损我，接着便败坏我的名誉。让他们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是我对个人生活的改革。他们或许可以原谅我在写作技艺上有所收获，但是不能原谅我用实际行动树立一个似乎让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喜欢交朋友，平易近人，性格随和，很容易和人亲近。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认识我的人都很关爱我，那时我没有一个仇人，成名之后却一个朋友也没有了。真是莫大的不幸。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些自称是我朋友的人，他们以朋友的名义让我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我在这部回忆录稍后的部分将揭露这一丑陋的阴谋，现在，我先只说明阴谋的起源，诸位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阴谋设下的第一个圈套。

既然要独立生活，我必须找到谋生之道。我想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办法：替人抄写乐谱，按页数计酬。

如果有更可靠的工作可以谋生，我当然也会做。而抄写乐谱这项活计既符合我的兴趣，又是唯一让我不必屈居人下，每天都能挣到面包钱的办法，于是我选定了这项工作。我觉得自己从此不必再顾虑前途，也不再在乎虚荣心了，就这样，我从财务总管的税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乐谱抄写员。我认为这一选择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毫无后悔之意，后来也是迫不得已才丢开这一行。但凡有可能，我将来还会重操旧业。我的第一篇文章反响很成功，这为我实践独立生活的决心提供了便利。文章一得奖，狄德罗便主张要刊印出来。我还卧病在床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我文章发行出版的情况和反响。信中说：“真是一鸣惊人，前所未有的成功。”公众的赏识不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更何况是我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作者，这让我对自己的才华第一次有了切实可靠的自信。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才能只是有所感觉，总归还是有些怀疑。我很快意识到，这次成功对于我正要执行的独立生活计划大有助益，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抄写员大概不难找活干。

下定决心之后，我给德·弗兰格耶先生写了一封短信告知，感谢他和杜宾夫人对我的盛情关照，还请求他们继续关照我。德·弗兰格耶对我这封信完全摸不着头脑，以为我还在发高烧说胡话，赶快跑来看我，却发现我心意已决。见我不肯回心转意，他就跑去对杜宾夫人和所有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的改革从服饰开始。摘下镀金饰物，脱去白色丝袜，摘下佩剑，戴上一顶普通的圆假发，卖掉怀表时我心里格外高兴：谢天谢地，我以后再也不需要盯着钟点了。德·弗兰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都没有把金库交给别人。最后看我实在铁了心，才让达里巴尔先生做了出纳，达里巴尔先生曾经是小舍农索的家庭教师，以《巴黎植物志》一书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我自力更生的改革纵然大刀阔斧，但一开始还没有波及我的内衣。我有许多精美的内衣，都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头，我对它们格外珍爱。我太讲究干净，以至于把内衣变成了奢侈品，没在上面少花钱。后来有人帮了我一个大忙，让我摆脱了这些身外之物的束缚。圣诞节前夜，两位“女家长”做晚祷、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那阵工夫，有人撬开了阁楼门，把我们刚洗完晾在里面的全部内衣偷了个精光，其中就包括我的四十二件上等细麻布衬衫，那都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说看见一个男人扛了几个大包袱走出公寓，听了他们的描述，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那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坏蛋。她母亲愤愤地说不可能，可是种种迹象都指向他，做母亲的再怎么否认也是枉然。不过我没敢深究，因为害怕事实真如我们所料。戴莱丝的这位兄长从此再也没到我家来过，最后竟彻底没了音讯。我哀叹戴莱丝命苦，也怨我自己命不好，摊上了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家人。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说她赶快摆脱这个危险的累赘。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治好了我对精美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穿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内衣，和衣饰的其他部分更搭配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是全面落实了，此后我只想着如何持之以恒，将改革成果巩固贯彻下去。我极力将别人的非议抛在脑后，同时尽量放下对他人指责的顾虑，因为我是在做一件本身美好而合理的事。由于我的作品声名大噪，我的改革决心也逐渐为人所知，给我带来了不少客户，我一开始从事这项营生就干得挺有起色。不过也存在诸多因素阻碍我取得更大的成功。

首要原因是我的身体不好，新近害过的那场大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让我的健康大不如前，始终没彻底康复。我觉得寻医问药让我吃的苦可能不亚于疾病本身的痛苦。莫朗、达朗、埃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都曾来为我诊治，他们都是有学问的医生，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各显神通，轮番上阵，却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消耗了我的元气。我越是谨遵医嘱，就越发面色蜡黄、衰弱无力。我被他们吓糊涂了，根据药效来衡量自己的病情，觉得临死前只有一连串的病痛，尿潴留、肾结石和各种结石大概都是少不了的。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比如汤药、沐浴、放血，都只能加重我的病情。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多少有一些疗效，可以暂时缓解痛苦，没有它我简直活不下去，便花了一大笔钱囤了好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有探条可用。有那么八九年，我经常用探条，加上现在还囤在手里的，算起来我在探条上花了足有五十个金路易。显然，在接受这么耗钱又痛苦难熬的治疗时，我很难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个垂死之人是不太会为了挣每天的面包钱劲头十足的。

文学也让我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碍丝毫不亚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就不约而同地对我口诛笔伐。许多沽名钓誉之徒连问题都没琢磨透，就摆出一副大师的口气妄加评论，我见状便拿起笔来狠狠教训了其中的某几位，反击犀利得没人再敢替他们说话。有一位来自南锡的戈蒂埃先生第一个撞在了我的枪口上。我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把他结结实实批判了一通。第二位则是洛林公爵，即斯坦尼斯瓦夫国王本人，他竟然肯屈尊和我争论，承蒙他赏脸，我也不得不答复他。我采用更加庄重但同样强硬的笔调，一方面尊敬对手，另一方面对他的文章大力驳斥。我知道那篇文章里有一位名叫德·默努神父的耶稣会士掺和。我凭自己的判断辨别出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修士的代笔，对耶稣会士的观点全部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顺便还揪出了一个年代上的错误，我深信只有可敬的神父才会犯那样的错误。不知为何，我的这篇文章不像其他作品那样轰动，但直到现在，这篇文章都是同类中独一无二的上乘之作。我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让公众看到：一介草民也能捍卫真理，甚至可以和君主相抗衡。在回应国王时，要像我那样兼顾自己的傲气和君王的面子绝非易事。我很庆幸遇到这样一位对手，心里对他很是敬重，希望在表达崇敬之情时不至于流于谄媚，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们都为我提心吊胆，大家都以为我非得被关进巴士底狱不可。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顾虑。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和善的国王看到我回应的文章之后说：“领教了，我再也不惹他了。”从那以后，他频频对我表示钦敬和善意，我以后还会提到；我那篇文章也就在法国和欧洲平安无事地流传开来，再也没人挑刺了。

没过多久，我又遇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对手：来自里昂的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帮过我好几次忙。我并没有忘记他，只是因为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寄送给他，因为没有可以顺路捎带的人。这确实是我不对。现在他开始抨击我，起初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应。随后他的口气强硬起来，逼得我又写了一篇答复。他对这篇答复不著一词，从此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在我时运不济的时候写了许多恶毒的文章诽谤我，为了加害于我，甚至不惜特地跑一趟伦敦。

这场论战让我忙得不可开交，耽误了很多抄写乐谱的时间，对辨明真理没有多大助益，对我的钱袋更是没有好处。当时我的书商名叫比索，他付给我的报酬少得可怜，有时连一个硬币都不给。比如，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没有拿到一分稿费，狄德罗把那篇文章白白送给了他。付给我的那一点钱也要等很久才能拿到，还得一个硬币一个硬币跟在他后面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我同时做着两份工作，结果哪一行做得都不像样。

这两份职业还有一个矛盾之处：它们要求我采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早期作品的成功让我成了风云人物，我选定的职业又大大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个怪人：不结交权贵，只想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求。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客人络绎不绝，他们以种种借口来占用我的时间。女士们使出各种手段，想方设法请我做她们的座上宾。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越对我纠缠不休。我总不能拒绝所有人。就这样，我要么因为拒绝招来无数仇人，要么因为抹不开面子而听任人家摆布。不管我如何应付，一天里没有哪怕一个小时是属于我的时间。

我开始感觉到，要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愿意靠手艺谋生，但公众却不愿意。他们用千百种小玩意来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没过多久，我就像木偶小丑一样，人们出几个钱就能一睹我的尊容。我无法想象还能有比这更让人受辱、更残酷无情的奴役。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礼物，对谁都不例外。这样一来，送礼的人反而更多了，大家都想让我收下礼物，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不管我愿不愿意，非要强迫我领情。有些人如果我开口索取的话连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现在却忙不迭地给我送这送那，眼看所有的礼物都被我退回，便骂我目中无人、傲慢无礼、不知好歹，以此作为对我的报复。

很显然，我的决心和我想要遵循的生活方式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她女儿虽然不计较私利，却架不住母亲的说教。于是，借用戈弗古尔先生的称呼，这两位“女家长”拒绝馈赠时可不像我那么坚决。她们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但我还是能看出一些苗头，知道她们在我背后搞别的名堂。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倒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污蔑我和她们串通一气（这是意料之中），而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不能当家做主，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请求，苦劝，发火，全都无济于事。戴莱丝的母亲说我是个本性难改的暴脾气唠叨鬼，她老是和我的朋友们鬼鬼祟祟地议论。在我这个小家庭里，什么事都瞒着我，对我来说到处都是秘密。为了免得天天和她们闹脾气，家里的事情我连问也不敢多问一句。要想摆脱这种种纷扰，必须要有不可撼动的坚定意志，可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嘴上说说，不会付诸行动。她们便随我嚷嚷，自己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