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第3页）
为了研究星座，我买了一张平面天体图，把它装订在木框里，每逢晴朗无云的夜晚便到花园里去，把木框放在和我个头一样高的四根木桩上。这幅天体图的图面朝下，需要烛光照明，为了避免风吹灭蜡烛，我在木桩中间的地面上放了一个木桶，把蜡烛放在桶里。这样我就可以用肉眼看看天体图，再用望远镜看看天上的繁星，慢慢学着辨认星体和星座。我想我已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建在一座高台上，无论在上面干什么，老远从大路上就可以看得见。一天晚上，我正在用这套奇怪的装备聚精会神地观察星空，恰好被几个晚归路过的农民看见了。他们看到天体图底下有亮光，但是却不知道光线从哪里来——蜡烛被木桶挡住了，他们看不见；他们只能看见那四根木桩、画满奇怪图形的大图纸、古怪的木框和我那来回转动的望远镜，他们以为这是一套施法的行头，着实吓了一大跳。更不巧的是，我那身打扮也让他们心惊肉跳：除了便帽，我头上还戴了一顶帽檐两边下翻的睡帽，身上还穿着妈妈的齐腰短款棉睡衣，那是她非要我穿上的。在这些农夫眼里，我的样子就像真正的巫师。而且当时将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巫师正在准备与魔鬼狂欢。他们不敢再看下去，全都惊慌失措地跑开了，一路上大呼小叫地唤醒了乡邻，把看见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这件事飞快地传开了。第二天，附近的人全都知道，我在诺厄莱先生家的花园里和魔鬼举行了一次会议。要不是一个亲眼见到我“施法”的农民当天就向两位前来拜访我们的耶稣会士大加抱怨，我还真不知道这种谣言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耶稣会士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只是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委，大家都禁不住哈哈大笑。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当即决定，以后夜观天象时再也不点蜡烛了，要看天体图就回屋里再看。我相信读者但凡在《山中书简》中读过我关于威尼斯幻术的叙述，一定会认为我早就有做巫师的特殊天赋。
这就是我在沙尔麦特没有田间劳作时的生活。只要力所能及，我总是很乐意到田间劳动，干起活来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可是我身体极度虚弱，做农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想要一心二用，同时兼顾两件事，结果哪一件都没有做好。我相信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记住，便一门心思死记硬背，因此，我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以难以置信的毅力，一边辛勤劳作，一边温故知新。说来奇怪，这种毫无效果的顽固努力竟没让我变成书呆子。维吉尔的牧歌我不知温习了多少遍，到最后还是一句也没记住。不论是在鸽笼旁，花园里，还是去果园或者葡萄园，我总是随身带着书本，还因此遗失污损了好几本书。我一边做活，一边把书随手架在树下或篱笆上。到处都有我干完活忘记拿走的书，等过了十天半个月再去找，书已经发了霉或者被蚂蚁和蜗牛咬坏了。这种死用功的热情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一种怪癖，我像个傻子一样，干活的时候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不知在嘀咕些什么。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书籍，几乎让我成了半个冉森派信徒。虽然我自信德行无愧，但是对于他们那种严酷的神学教义有时也感到惊恐。从前我对地狱的骇人景象从来都不以为然，现在也吓得心神不宁，若不是妈妈安抚我，这种可怕的学说一定会把我逼得精神错乱。我的忏悔神父（也是妈妈的忏悔神父）也对我劝慰有加，帮助我保持内心的平静。他就是埃迈神父，每当想起这位和善而睿智的老人的言行举止，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他虽然是耶稣会士，却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所主张的道德观与其说是宽宏大量，不如说是以情动人，恰到好处地减轻了我对冉森教派阴森恐怖的印象。这位好心人和他的教友科皮埃神父常到沙尔麦特来看望我们，不顾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探访的路途又远又不好走。他们的拜访让我受益匪浅。当时他们俩年事已高，我想他们今天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愿上帝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应有的回报！那时我也经常去尚贝里拜访他们，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在他们的书房里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现在每每回忆起那段幸福的往昔，我总是会爱屋及乌地想到那些耶稣会士。尽管我一向认为耶稣会的学说很危险，但我内心深处对他们从来没有憎恶或怨恨。
我真想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会冒出一些无比幼稚可笑的想法。我忙于研究学问，过着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为纯洁的生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别人如何对我说，对地狱的畏惧依然纠缠着我。我时常扪心自问：“我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如果我此刻死去，会不会被罚下地狱呢？”根据我对冉森派教义的理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可是我的良心却告诉我，我并不应该下地狱。我难以决断，困惑惶恐，惴惴不安，为了摆脱这种烦恼，我竟然采用了一种最可笑的方法，倘若我自己看见别人这样做，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拘禁起来。
一天，我一边琢磨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边漫不经心地向树干上扔石头。凭我一贯的笨手笨脚，当然一次也打不中。我练得兴起，忽然想到不妨借此来占卜一下，好让我摆脱烦恼。我对自己说：“我用这块石头砸对面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会上天堂；如果打不中，就说明要下地狱。”我这么想着，便颤悠悠地把石头投了出去，心跳得直打鼓。真是太巧了，石块不偏不倚打在了树干正中。实际上那其实并不难——我特意选了一棵最近最粗的树。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能否上天堂的问题再也没有疑问了。
回忆起这段幼稚的往事，我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你们这些大人物看到我这样一定会笑出来吧，你们尽管为自己庆幸得意好了，但是请不要讥讽我的痛苦，我发誓，这个问题确实让当时的我深感痛苦。
话说回来，这种不安和恐惧也许恰恰是因为我的信仰无比虔诚。不论如何，这并不是一种持续性的常态。大多数时候我都很平静，死之将至的预感与其说让我悲伤，倒不如说给我带来了宁静的忧郁，其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丝甜蜜的气味。最近，我从故纸堆里又找到了一篇当初写下的劝慰自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将在一个勇于直面死亡的年纪离开人世，而且在我短暂的一生中，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没有遭受过太多痛苦。我当年的看法多么正确啊！那时的我仿佛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晚年的境遇，预感到活下去就等于受苦受难。我这一辈子，在那段最幸福的时光里头脑也最为理智。那时的我对过去没有悔恨，对未来也没有忧虑，心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想法就是：享受当下。
笃信上帝的人往往都有某种微小却十分强烈的欲望，这种热望让他们在享受教规允许的纯洁欢乐时感受到无上的乐趣。世俗之人认为这样享乐是一种犯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或许也可以说我太知道为什么了：他们嫉妒别人享受单纯的快乐，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些纯真的乐趣已经麻木不仁。我那时对这些乐趣还没有丧失兴趣，而且觉得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快乐确实是一件乐事。那时，我的心灵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对于一切都以童真的趣味投身其中，我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怀着天使一般的趣味去接受一切——说实话，这般无忧无虑的享受真的有一种天堂般的宁静与美好。
在蒙塔纽勒草地上午餐，在凉亭里吃宵夜，收获蔬果，采摘葡萄，在灯下和仆人们一起梳麻线，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名副其实的节日。妈妈也和我一样享受着其中的快乐。我和妈妈的单独散步更是吸引我，因为那样可以更加自在地倾诉衷肠。我们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散步，其中有一次尤其不能忘怀，那一天正好是妈妈的命名日圣路易节[52]。一清早，我们俩先去离家不远的一座小教堂望弥撒，主持弥撒的是一位加尔默罗会的神父。望完弥撒之后，我们便一起出门。我建议到对面的山坡上去，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于是我们吩咐先送一些食物过去，打算一去就玩上一整天。妈妈的身体虽然丰腴，但走起路却毫不费力。我们翻过一道道小山岗，穿过一片片小树林，有时走在阳光里，更多的时候则穿行在浓荫里。走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就这样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边走边聊，畅谈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之间的结合、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祈祷这样的生活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只可惜天不遂人愿。
那一天，一切似乎都在为我们的幸福助兴。山间刚下过一场新雨，地上没有一丝尘土，溪水潺潺奔流，清风吹拂着树叶，空气清新，没有一丝云彩，天地间一派宁静祥和，恰如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午餐送到了一户农人家里，我们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那一家人也衷心地为我们祝福。这些淳朴的萨瓦人多么善良啊！午餐后，我们来到大树的树荫下，我捡拾干树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在灌木丛中兴致勃勃地采摘药草。她拿起我在路上给她采的花束，向我讲解关于花朵构造的新奇知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种兴趣原本可能培养起我对植物学的喜爱，不过时机不凑巧，当时我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且当时我心中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分散了对花花草草的注意力。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还有周围触动我心怀的种种事物，无不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在安纳西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过的美梦，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谈到过那场梦。两者的情景是那么相似，一想起来便会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充盈着难以自持的柔情，我拥抱着身边这位可爱的女友，热切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盼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除此之外我再无他求。拜您所赐，我得到了极致的幸福，但愿这种幸福永恒不变！但愿这份幸福和我的情意一样长久！但愿这幸福伴随着我，直到生命终结。”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安然流逝，尤其让我感到快慰的是，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能干扰我的幸福，我真觉得它将伴随着我，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让我忧虑的源头并没有消失，只是我看到这源头的趋势正在改变，我正在尽力将它引向有益的方面，以便最终找出解决之道。妈妈喜欢田园生活，这种喜好并没有因为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现在她也渐渐对田间地头的劳作产生了兴趣，想要将经营田地作为谋生的手段。她在这方面算是懂行，也很乐意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她不满足于住宅周围的那一小片地皮，开始时不时租一块耕地，再租一片牧场。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打算做一番事业，再也不愿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从她当时的经营规模来看，她很快就能成为大农场主。我不想让她这么快就把经营规模扩展得这么大，一有机会便出言劝阻，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她准又要受骗上当，再加上她那种大手大脚、挥霍铺张的习惯，结果定然是入不敷出。不过我也想到，这份事业的收益不会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可以补贴一下生活，这样想着，我又让自己宽了心。在她所制定的种种计划中，这项计划的风险已经算是最小的了。我并不像她那样，把这当作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而是把它当作一项可以持续下去的活动，让她摆脱那些糟糕的事业和招摇撞骗的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便急着早日恢复健康，帮助她照管这份事业，做她的监工或者管家。当然，要做这份工作，我就得丢开书本跑前跑后，也不再有时间担心自己的病情，这样可能反而对我的康复有好处。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几本书，其中就有班契埃利的《音乐史》和《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勾起了我对音乐史和乐理研究的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那时我已经成年好几个月了，决定第二年春天去日内瓦取回母亲的遗产，至少在探明我哥哥的下落前，先要回我本人有权继承的那一份。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去了日内瓦，父亲也去了。此前他早已回过日内瓦，对他的判决还没有撤销，不过没有人再找他的麻烦。大家钦佩他的勇敢和正直，便佯装忘了他当年的那桩案子。而zhengfu官员们正在忙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市民回忆起昔日的不公正，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很怕有人因为我改教而在继承问题上刁难我，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那么严苛。根据伯尔尼的法律，凡是改变信仰的人，不仅要丧失原有的身份，还必须放弃原有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没有异议，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属于我的那一份竟然变得那么少，几乎所剩无几了。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我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但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提供法律证明材料，我也就无法要求申领他的那一份。我一点也不惋惜，毫不犹豫地将应由哥哥继承的财产留给了父亲，以此补贴他的生活。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享用着这笔财产。办好法律手续，拿到自己那笔钱，我便花一小笔钱买了些书，然后带着剩下的钱飞快地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一路上，我心花怒放，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感觉比拿到这笔钱还要快活千百倍。她平静地接过了这笔钱，就像所有拥有高贵灵魂的人那样，对于这样的举动，她不会感恩戴德，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而已。后来，这笔钱几乎全花在了我身上，她花钱的时候也还是那样平静。至于这笔钱是我给她的还是从别处来的，她在花钱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区别。
这段时间里，我的健康没有丝毫好转，反而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时的我面如死灰，骨瘦如柴，脉搏狂跳，心跳也更快，常常觉得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我虚弱得连动一动都觉得吃力，稍微加快步伐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眩晕，手无缚鸡之力。像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竟然衰弱得什么也做不了，这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当然，这些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症是幸福之人的常见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者鸟叫声都能吓我一大跳。在安适宁静的生活中，我的情绪并不平静。凡此种种，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感到厌倦，这种厌倦让我多愁善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在世间享福。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都在忍受煎熬，其中至少必有一个在受苦；其中一方状态良好，几乎总是会对另一方有所不利。当我的心灵准备好充分享受人间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让我无福消受。谁也说不出我的病根究竟在哪里。后来，当我垂垂老矣，真的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时，我的身体却仿佛恢复了原有的活力，好让我更好地感受自己身受的种种苦厄。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年近六十的老人正忍受着多种病痛的折磨，几乎快要被病魔打垮，可是我却觉得在这受苦受难的晚年，我的感受反而比幸福的青春时代更加敏锐，更加鲜活。
我在博览群书的时候读了一点生理学，便对解剖学产生了兴趣。我反复琢磨构成自己机体的诸多零件，研究它们的机能和活动，每天不下二十次预感到身上的某个部位就要出问题。让我惊奇的并不是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半死不活，而是我居然还活着。每读到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描述时，我都觉得和自己的症状完全相符。我敢肯定，即使我本来没有病，研究了这门讨厌的学问之后也非病一场不可。我在每一种疾病中都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症状，于是便觉得自己身患百病。不仅如此，我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但是发作起来格外严重的病：治病癖。凡是读过医书的人都不免染上这个毛病。经过反复的研究、思考和比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我的心脏上长了一个肉瘤，这就是我百般不适的病根。萨洛蒙医生对我的想法感到震惊。按理说，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我应该继续贯彻享受当下的决心。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反而费尽心思想要治好心脏上的肉瘤，而且马上开始了这种异想天开的治疗。从前，当阿内到蒙佩利埃去参观植物园并探望植物园总技师索瓦热的时候，有人曾告诉他费兹先生治好过这样一个肉瘤。妈妈想起这件事便告诉了我。我一听就想出发去找费兹先生看病。眼见有望治好病，我又有了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从日内瓦带回的那笔钱正好给我充作路费。妈妈不但没有劝阻我，反而鼓励我去，于是我便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其实我根本没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寻医问药。骑马太累，我在格勒诺布尔雇了一辆马车。到莫朗的时候，我的马车后面一连跟了五六辆马车，活像是喜剧中的马车队。这些马车大部分是德·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婚送行队伍。和她同行的德·拉尔纳热夫人没有德·科隆比埃夫人那么年轻漂亮，但也一样讨人喜欢。德·科隆比埃夫人的目的地是罗芒，德·拉尔纳热夫人则要继续前行，从罗芒一直抵达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都知道我腼腆怕生，可以想象，我决不会很快和这些体面的夫人及其身边的人熟络起来。但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住的是同一家旅店，有时还同桌进餐，抬头不见低头见，少不得与之结交，否则难免要被人看作性情孤僻的怪人。就这样，我们便认识了。
按我自己的意思，我和她们相熟得太早，因为她们叽叽喳喳的嬉笑吵嚷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实在是不太合适——尤其我这种性情的病人。好奇心让这些撩人的女人变得极其狡黠，为了结识一个男人，她们会先让他晕头转向。德·科隆比埃夫人被她身边的美少年缠得分身乏术，没有工夫来挑逗我，而且我们眼看就要分道扬镳了，也犯不着在我身上花心思。可是德·拉尔纳热夫人就不同了，纠缠她的人原本不多，她又需要人在路上陪她解闷，因此便和我周旋起来。这下可好，再见吧，可怜的让－雅克！准确地说，应该是再见吧，热病、眩晕和肉瘤！所有这一切在她身旁都灰飞烟灭，只剩下心跳的毛病她不愿意给我治好。我的身体不大好，这是我们相识的引子。人们知道我有病，也知道我要去蒙佩利埃，可是我想大家一定能从我的神态举止看出，我不是那种风流浪子。很明显，没有人怀疑我是因纵欲过度去治疗花柳病的。病恹恹的男人通常不会得到女人的垂青，但是两位夫人却因此对我关怀有加。每天早上，她们都派人来问候我感觉如何，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杯热巧克力，她们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我像平常习惯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知道”。听到这样的回答，她们以为我发烧烧糊涂了，便对我仔细观察了一番，这种观察对我倒没有什么坏处。有一次我听见德·科隆比埃夫人向她的女友说：“他虽然不懂人情世故，但却是很讨人喜欢。”这句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也真的让我变得可爱起来。
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总要谈谈自己的事，说说自己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人。这让我左右为难，因为我很清楚，在上流社会的人当中，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女人相处，只要一说我是新近才改宗的天主教徒，那就等于宣告谈话的终结。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竟然鬼使神差地假扮成英国人，自称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而大家竟然信以为真。我自称名叫杜丁，人们便称呼我为杜丁先生。说起来倒霉，在座的一位德·托里尼昂侯爵和我一样是个病人，老态龙钟，脾气也不好，竟然和杜丁先生攀谈起来。他和我谈起詹姆斯国王，谈到觊觎王位的人，谈到曾经的圣日尔曼宫廷。对这些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的我简直如坐针毡，关于这一切，我所知道的只有在汉密尔顿伯爵的作品和报纸上读到的那些，还好我应对得当，一场谈话居然就这样被我敷衍过去了。幸好没有人和我探讨英语上的问题——我可是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53]。
我们这群人相处得很融洽，眼看就要分手了，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我们有意放慢脚步，像蜗牛一样慢慢向前走。终于，在一个星期日，我们来到了圣马尔赛兰。德·拉尔纳热夫人说要去望弥撒，我便和她同去，这一去差点坏了事。走进教堂，我的神情举止和平常在教堂里一样。她将我那副毕恭毕敬的模样看在眼里，以为我是个虔诚的信徒，因此对我产生了极坏的印象。两天以后，她亲口向我承认了这一点。我千方百计地献殷勤赔小心，总算慢慢消除了她对我的这种印象。事实上，德·拉尔纳热夫人这样经验丰富的女人不会善罢甘休，她宁愿冒风险先向我表示好感，以此试探我会作何反应。她三番五次对我示好，热情得让我不相信她是看中了我，反倒认为她是在讥笑我。这种愚蠢的想法让我真的做了不少蠢事，比喜剧《遗产》中的那位侯爵还要糟糕。德·拉尔纳热夫人掌控着局面，不时和我调情，言语温存，情意绵绵，比我稍微聪明些的人是不太会当真的。她越向我表示好感，我越是信以为真，最让我苦恼的是，如此一来二去，最后我竟然真的对她产生了感情。我对我自己也向她叹息道：“唉！为什么这些都不是真的呢！不然的话，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初出茅庐的天真稚气只会让她更有兴致，她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到了罗芒，我们与德·科隆比埃夫人和她的扈从道别。剩下德·拉尔纳热夫人、德·托里尼昂侯爵和我三人继续赶路，速度极慢却无比愉快。侯爵虽然身体抱恙，还总爱怨天尤人，但其实性格很好，不过他不甘寂寞，总喜欢凑别人的热闹。德·拉尔纳热夫人毫不掩饰她对我的兴趣，侯爵甚至比我本人还早看出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我特有的疑心病从中作梗的话，侯爵旁敲侧击的玩笑话至少能给我一点信心，让我相信她真的有我不敢奢望的美意。然而我猜忌太多，觉得他们是串通好了来戏弄我，反而越来越不知所措。当时我已经对她动了真心，原本可以好好扮演一个光鲜靓丽的角色，可就是这种愚蠢的想法让我成了最平庸乏味的人物。我想不通德·拉尔纳热夫人为什么没有厌倦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为什么没有不屑一顾地把我甩开。她的确是个聪明的女人，看人很准，她很清楚我的态度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在犯傻。
最后，她费了好大的周折，终于对我挑明了心意。我们在瓦朗斯吃午餐，然后就在那里消磨下半天的时光。我们在城外的圣雅克旅店过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家旅店和德·拉尔纳热夫人住的那间房。午餐后，她说想去散步——她知道德·托里尼昂先生不会去，她早就打定主意要把握这个二人独处的机会，剩下的时间不多，机不可失。我们沿着护城河缓步而行。我又和她絮絮叨叨地抱怨起来，她无比温柔地应和着，不时把挽着我的那条胳膊紧紧地按向自己的胸部。除了我这样的蠢人，谁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可笑的是，当时我自己也格外激动。我此前就说过，她很可爱，爱情让她更加妩媚动人，像青春少女般容光焕发。她挑逗的手段相当高明，久经情场的男人也会被她迷住。我紧张得魂不守舍，很想放肆一下，可是又怕冒犯她，惹得她不高兴。我尤其害怕别人的揶揄嘲笑，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生怕无情的侯爵借机挖苦我的无礼莽撞。我不敢轻举妄动，连我自己都对这愚蠢的羞耻心感到气愤。我在心里责骂自己的笨拙，却又无法克服这种羞耻心。那种感觉简直像上刑一般，我放弃了塞拉东式的浪漫情话，觉得在这风景优美的大路上情话缠绵实在可笑。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一声不吭，一副生闷气的模样。